回到台北朋友住處，簡單打一下現在腦袋裡的東西。
今天一下火車，就直跑慕哲咖啡館。黃致豪律師要講王景玉案。早上我才看過判決，可是有很多看不懂。並不是真的完全不懂，我整個快速看過，挑看得懂的看，多少還是可以拼出一些脈絡。到了會場，黃律師問我，看了判決有什麼心得嗎？有解決我心中的疑惑嗎？我當時才剛到會場，還有點喘，肚子有點餓，腦袋空空，什麼都講不出來。我本來想要趁講座前趕快吃一點麵包，但很快講座就開始了，我打開筆電，開始聽講做記錄。
我開始聽講，我很想專心，但大概是一路戴了很久的口罩，火車上四小時，加上現在，加上現場人多，我覺得呼吸有點不順。我肚子很餓，我很想吃一口麵包，但因為我坐在最前面，兩位講者就在我面前，我不好意思拿麵包出來吃。這時候我想，如果是滌，肚子餓了應該就會把麵包拿出來吃吧，因為這個麵包又沒有很重的味道，不會影響到別人。但我不是滌，而且我坐最前面，而且我很想聽。
過了一個小時，肚子比我想像得餓，而且我開始覺得有點頭暈。這時彭醫師剛好在講精神鑑定，在講有沒有行為能力，在講控制。這時我覺得，現在的我的腦袋根本沒辦法控制我的腦袋，喔不，我正控制著自己不要吃麵包，不要離開座位，但是我無法控制我腦袋的思考，這時候如果有人突然問我，對台上講者內容的反應，我一定什麼都說不出來。
我那時閃神，我想著，我是一個所謂的「正常人」，但我完全無法思考我的思考。這時如果突然有人要我分析什麼，我一定分析得亂七八糟。過了一個小時半，我覺得我的頭有點暈，肚子，好像有點怪怪的，我很想上廁所，我想不行我不能再顧及什麼禮貌了。我還是很想聽QA，但我知道我繼續坐在那裡也沒有意義，因為我的腦袋已經不是我的腦袋了。當黃律師和彭醫師講到一個段落後（我甚至在等一個段落），我拿起隨身包和麵包，走出講座會場，到旁邊的咖啡廳。
我先去上廁所，一脫褲子我嚇一跳。好多血。我以為我的月經已經結束，但她又來了，量很多，而且屬於會滴的那種。我吸一口氣，還好我還墊著護墊，雖然都滿出來了。量很驚人，我坐著等她滴完，想著難怪剛剛覺得頭有點暈。然後我想著還好我有帶隨身布包，有衛生棉，還好廁所有衛生紙，雖不多但剛好夠用。
我花了一點時間清理，清理好後走出廁所。我點了一杯卡布，然後拿出麵包開始吃。吃麵包的時候，我發現店員在看我，我想著是不是不能用外食。但我實在是不行了我一定要馬上吃，我想著怎麼會把自己弄得那麼不舒服。店員繼續看我，我繼續吃。
我想著如果是滌，一定不會解釋自己為什麼在吃麵包。但我不是滌，我知道店員看我的原因。店員送咖啡來的時候，我主動說，請問不能用外食對嗎？店員點頭。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我現在人很不舒服，我一定要馬上吃點東西。店員點頭表示可以理解，她說沒關係你的麵包沒有什麼味道，而且現在已經很晚了。
我想著在所有可能引發不解的時候，如果其中一方願意主動說明什麼，那麼誤解就可能減少。但那是因為我還有餘裕。如果我當下不舒服的程度比那個願意說話的自己高上五倍呢？我還願意說明自己的狀況嗎？我可能不願意說明因為我顧不到。但店員有可能因此認為這個人奇怪，不知道咖啡館禁用外食嗎？他不會知道我不舒服。
後來我一邊吃麵包，一邊聽著會場內黃律師的聲音。我想到他剛剛講的刑法，他說刑法與刑事訴訟設計的用意，是為了保護被告的權益。保護被告的權益？我覺得這聽在一般大眾的耳朵裡，應該覺得不可思議。「他們是犯罪的那一方耶！為甚麼要保障他們的權益？」
我發現法律上所講的罪，跟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，似乎有著定義上的落差。一般大眾所認為的罪，是「犯行」；而法律上所認為的罪，是一個人是否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能力，這個人是否有「完全責任能力」？
可是什麼叫做「完全責任能力」？一個人究竟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到什麼地步？
我們都直覺的覺得，一個人一旦成人，不是笨蛋不是白痴，他應該就要能為自己負責。可是我想著我自己剛剛的狀態，自己那個很不舒服的狀態，我可以覺察到那個時候我的判斷能力比「平常」要低。這不是說我無法判斷，但我有可能做出比較差的判斷，或是我的判斷就跟著身體或情緒的狀況走。
我想著如果把我的不舒服放大到十倍，或是一百倍，那我還能做出好的判斷嗎？我還能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嗎？但我又可以想像有人一定會說，「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落入很慘的處境？」嗯，這個社會似乎認為一個人若落入很慘的處境，一定與他自己有關，他該為自己負責。
確實我剛剛也想著，我幹嘛要把自己弄成這樣，我為什麼要那麼趕？我為什麼要提著行李走爬四層樓的樓梯導致出血？我為什麼不多走點路坐電梯？我不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嗎？我知道啊為什麼我沒有避免？
但我沒有影響到別人，看起來沒有，因為我努力讓自己的不舒服，不要影響到別人。但如果有些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某些行為呢？「那他就不要出來，不要出來外面亂走。」我想起有次有個鄰居說，「你弟為什麼都走地下室停車場的坡道？他為什麼不走大門？為什麼我問他他不回答？為什麼他很兇地看我？」
我試著解釋給對方聽，我說我弟走地下室是因為他不喜歡碰到人，所以他選人少的地方走，「你覺得你怕他，其實他才怕你。」「那他為什麼要那種眼神？他為什麼要罵人？」我說，他罵的對象不是你這個人，而是你說的話讓他直接反應，他覺得他走地下室又不關你的事，「他對你沒有敵意，他碎唸白癡是因為你說的話。他不想回答你是因為他覺得沒必要回答，他也是住戶，為什麼不能走自己大樓的地下室？」
我試著解釋給鄰居聽。我可以感覺到那一觸即發的可能危險。比如當下如果他繼續逼問我弟，那我弟會怎樣？或對方會怎樣？還好後來事情往好的方向走，大樓管理員是一個想要試著了解我弟的叔叔，他對鄰居說我弟有自閉，「他高功能自閉。」「自閉症會這樣嗎？自閉症會很兇的看人？」「他亞斯啦！」
管理員試著用名詞來解釋我弟的狀況。我不喜歡簡單的被貼標籤，但在那個鄰居身上似乎有用。那個鄰居在知道了「原因」之後彷彿稍稍鬆下來，似乎貼了標籤後他就能理解我弟。「那他有沒有去治療？你們做家人的有沒有帶他去治療？」
這問題的問法令人不舒服，也很難回答。我吸一口氣，試著從另一個方向說給鄰居聽。我簡單說了滌的狀況，沒辦法說得很詳細，只能先概略的說，把重點擺在──
「他挑少人的地方走，就是想要避開人群──這樣的行為其實不會影響到他人──但別人不了解的話可能會害怕，所以我也才想要說弟弟的狀況給你聽。」我說，「如果有像你們這種『理性』的人願意多一點了解，如果社區有人看到我弟那樣覺得奇怪，你就可以幫忙講給他聽，那我弟就不會是問題。」
我故意把他大姊拉成像是一夥，說她是理性的人。大姊看起來也比之前緩和。雖然，她對我弟的理解仍舊是標籤的理解。這談起來很複雜，但至少跨出第一步，至少讓她不要怕，讓她不要以為我弟有敵意。
但我又可以想像，如果有類似我弟這樣的人，如果他沒有有餘裕能夠理解他的家人，如果大樓管理員和社區的人都帶著敵意，那麼情況只會變糟。那麼如果有一天「真的發生了什麼」，那像這樣的人，他屬於有完全責任能力的人嗎？他究竟可以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？該為自己付上多少責任？家人的責任呢？社區的責任呢？刺激他的人的責任呢？
黃律師談到刑法中的「謙抑思想」。因為刑法可以剝奪人的自由、財產，甚至剝奪人的生命（如果這個國家還沒廢死），所以它在下判斷的時候，必須「努力」瞭解被告在行為當下的方方面面，以期判決「罪」「責」「相當」。
可是到底什麼是「罪」「責」「相當」？這又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。但至少我理清一點，刑法的設計不是用來還被害者「公道」的（這句話說出來可能會令許多人搖頭），它反而是在政府動用權力時，保護被告的權益，所以才會有無罪推定，才會有刑法第19條。
「可是，如果刑法不是用來還被害者公道，那被害者該怎麼辦？」最後黃律師也提到了這個問題。但我已經寫得太多了，我本來要簡單寫，卻從昨天晚上寫到今天早上（請不要擔心我有睡覺），我要先休息了。
邊想邊寫，寫得很亂。對法律若有理解錯誤的部分，請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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