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這篇文章太好，怕以後讀不到。先存。）
過去讀二戰納粹德軍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書寫，我常常好奇，到底在一個黑白分明的暴行面前，為甚麼還有人可以支持德軍？到底在滅絕人性的日常裏，人們是如何過活每天？真的就沒辦法推倒暴政嗎？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天，基本上無人想像過第二天蘇聯就倒台了，許多大學教授甚至國防專家都還預料要與蘇共以年計對抗。當然在這之前，有無數零星或大或小的反抗、武裝革命、組織串連等等。但就是這麼一夜之間。我們怎知道明天中共會否倒台？而如果不是明天，是甚麼時候？歷史有軌跡，往往驚人相似，但總有未知及偶然，這也是為甚麼歷史不會終結。而如果不是明天，那麼活在反人類當下的我們，又該如何整理自己，怎樣去堅持下去？
哲學家傅柯對我們說，「來自邊緣」的「鄙民」（在今天的香港則是「暴民」）卻可能藏有真正的顛覆力量。他們面目模糊且出其不意的製造混亂騷動，這些爆發式行動卻一直為我們的日常刻下不可忽視的記號——有些東西出了問題，有些說話被消音了——「沒有人能證明這些嘈雜聲響所唱出來的歌會比其他人唱的更優美，同時能說出什麼真理。但只要這些嘈雜的聲響存在就夠了；它們對所有的消音進行反抗，以便能有個傾聽這些雜音的方向，並尋求這些雜音真正所要說的。」
更何況這群「暴民」，用了渾身解數，向本地向國際宣傳解說，只花了僅僅四個多月，就推翻了中共自1970年代中美建交起建立的國際形象，現在每個人提起中國，就只會想起霸權，殖民壓逼，自由的敵人……這已不僅僅是雜音了，雜音成曲，響遍國際——知識份子的責任，在於把雜音譜成人們能讀懂的詞曲，而這幾個月，知識份子是不是沒有承擔起該負之責？
最近梁文道先生問了一個他稱之為「太過實際」的問題——「每逢有人說到革命，或者這種If we burn, you burn with us的壯語，我總是會追問『然後呢？』」。他說真正負責任的政治，是不能不問革命之後的第二天該怎麼辦。
我記得文道先生在2007年的時候寫過一篇題為《時間站在我們這邊——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》，他說——「10年後你（林鄭）該退休了，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『走入群眾』的高官，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（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）？」；「再見了，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。再見了，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。再見了，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。再見了，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。時間，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。」
我也記得文道先生在2008年《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》裏寫道——「在那裏（中國），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，但你起碼不孤獨，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。在那裏，觀念還是被尊重的，觀念還是有力量的。」
或者我們今天也該對文道先生早（十）幾年的「壯語」，追問一句——然後呢？
運動沒有大台，其實意味着每個人都是大台，因此每個人都要思考自己的行動對運動的影響及其後續。我是認同梁文道先生的判斷，搞政治需要負責任，問點實際的問題。在這樣的香港裏，每個人都對這個土地有份責任。其實人有不同的命運際遇和抉擇，對於生命該怎麼投放都有原因，無可挑剔。只不過，在問「實際的問題」前，我們或者都該問自己——作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人，如果不希望事態往壞方向發展，我們「然後可以做甚麼」？我們也可以倒過來問——假如不作為，或者當運動停了下來，「然後」會發生甚麼事？我們會不會如新疆西藏一樣蒙受集中營、極權統治？
文道先生對於香港局勢的悲觀判斷，其實我也是認同的。但這樣的判斷與預期，也是絕大部份香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的。回想6月9號大遊行前，幾乎所有對於行動者的訪問，受訪者都明言覺得沒有機會贏，法案不會被撤回。但大家就是抱着不屈，然後行於所當行，各自在範圍裏盡力貢獻。無人不知文道先生口中的軌跡，但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，稍稍挪移其彈道。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，中共未贏我們未輸，是大家的努力。
文道先生說「有人居然以為特朗普會是香港示威者的救星」，又說「這些人是否仍然相信勇武運動的升溫會帶來好結果？」。他這樣說肯定沒錯，二百多萬人的反抗運動裏，你總會找着幾十幾百幾千個持這樣想法的人。但這些想法是否運動者間的主流？我很懷疑，也傾向不覺得示威者如此天真。
許多論者從運動第一天已不斷擔心運動會失控，示威者會過於暴力傷及無辜。的確，這些事或許會出現，或許今天已有零星此種情況，但這些事在極權無恥拖延，四個月持續暴打殘害人民的情況下，終會出現。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情況走到今天才發生，其實是有無數的人在做了無數的事？比如說，「守護孩子」的那群銀髮老人，他們擔心示威者會死，於是就聯手結伴，擋在警暴面前。他們既是保護孩子，其實也是在拖延仇恨的螺旋上升。在你們所擔心的事還未普遍，還處於一個運動內部可以自省的時候，知識份子是不是也可問點實際的問題，思考如何親自參與及介入到一場運動之間，而非站於塘邊不下場沾水？僅點出運動限制而要求抗爭者回答「然後呢」，甚至當事情在我們袖手旁觀而終出問題後自詡先見之明，在我看來，也許都是「不負責任的政治」。
──2019年10月13日，刊登於《蘋果日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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