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知道「流氓王信福」，是因為張娟芬以此題入圍台北文學獎年金計畫。當時我沒聽過王信福，也不曉得這究竟是個什麼事件。讀了計畫內容後，知道張娟芬想寫一件陳年冤案──冤案主角王信福，1990年被控教唆殺警後逃亡至中國，2006年被捕，2011年在沒有確切事證僅憑證人供詞的情況下，判決死刑定讞，待死中。
不過，雖然我很欣賞張娟芬，但我對自己尚未完全明白的事情，皆抱持保留態度。我不會因為張娟芬說王信福案是冤案，就馬上相信這是冤案；我要聽到她怎麼說，她如何判斷，提出了哪些證據證明王信福被冤枉。所以我在等，等「流氓王信福」完稿成書，在瞭解來龍去脈後，我才知道該如何判斷。
但書還未出版前，張娟芬先拍了電影。
三月中，電影《審判王信福》在台北光點華山有場公益播放，我去看了。先說我在觀影時當下的直覺反應──由於《審判王信福》並不是紀錄片，它是一部改編自王信福案的劇情片，電影將重點擺在法庭上的審判，簡單來說，它以模擬法庭的形式來呈現王信福案的爭議點。這樣的表現形式，坦白說我剛開始並無法「百分之百」相信這部電影。因為它是改編，而我對原案一無所知，所以我無法判斷編劇改編的程度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覺得編劇會造假，而是──「會不會這是因為要救援王信福，所以模擬法庭呈現了對王信福有利的一面？並突顯檢警在辦案時的荒謬？」證人說自己當初的證詞是因刑求被脅迫是真的嗎？兇槍上找不到王信福的指紋，但法院卻推說指紋可能是因為被人擦拭或年代久遠所以驗不出來──如此違反「無罪推定」的說法，司法真的那麼離譜嗎？關鍵證人傳喚不到，法官可以講一句「我也沒有辦法」就算了？以及，《審判王信福》的爭點若如此明顯，那為何法官會做出死刑定讞？
當天電影結束後雖有QA時間，但因為我問題太多，而且有些還在腦袋中轉著，尚未理出頭緒，所以我沒在當下發問。我想，或許我讀完《流氓王信福》後就能解惑？而當我讀完書，我發現確實解惑了，但解惑的同時也帶來更大的疑惑──我們的司法是為了找出「真相」？還是只是想「破案」？找到一個名字一個人，有人頂罪為此負責就好，不管偵辦過程中有多少瑕疵與漏洞？我發現，我想像中司法所能做到的公平正義，與現實有著一大段距離。
--原來那是個沒有「無罪推定概念」的年代--
並不是我有多相信司法，但我原本以為無罪推定是基本原則，是司法審判過程中最起碼該遵守的線。後來我才知道我認為的理所當然，在從前的司法中並不存在。「沒有找到證據不表示你沒有做」──本案的關鍵證據兇槍送驗後並無發現王信福的指紋，但法官卻在判決中說：「不能僅以扣案槍枝並未鑑出被告指紋，即否定被告有交槍予陳榮傑之事實」……
以邏輯來說，這是推論，而非「事實」；該推論僅代表「他並非沒有拿過此槍的『可能』」，但無法以此作為「他拿過此槍的『事實』」。
我不是念法律的，但以邏輯來看，法官將「可能」與「事實」混淆了。法官不能僅憑「可能」來建立「事實」。要說「可能」，除非可能性為零，否則每件事都有可能。所謂嫌疑，代表有可能，但也僅僅是可能，必須透過證據來證明「那個可能」「為真」，否則就該排除，落實無罪推定。
另外，法官也犯了因果關係上的謬誤──他先認定王信福有交槍給陳榮傑的「事實」，然後再說不能因為未驗出指紋就否定此事實──事件的因果邏輯關係，似乎顛倒了。
--原來那是個僅憑「供述性證據」就能將人判死的年代--
不過，既然沒有物證證明王信福交槍給陳榮傑，那麼法官何以做出如此判斷？法官靠的是「供述性證據」──陳榮傑在警詢筆錄中說，「是王信福叫我開槍的。」可是，陳榮傑每次在筆錄中說的都不太一樣。看到這裡，直覺反應是「那叫陳榮傑上法庭跟王信福對質啊」。但很抱歉沒辦法，因為陳榮傑在審判後很快就死刑定讞執行槍決。
看電影時感覺很荒謬，覺得法官怎麼可能單憑證人供詞就將人判死？而讀了書之後才知道，原來這在從前的司法審判中很常見。就算我不是讀法律的，但看過法庭電影也知道證人在法庭上作證要發誓（所謂的具結，如果說謊就有偽證罪）；應該要讓檢辯雙方交叉詰問；除此之外法庭也該公開審理，讓證人可按照自由意志說話（免除被脅迫的疑慮），然後法官也可據此判斷證人的可信度──但這些，在王信福的審判中都沒有。
--原來檢警並不如我以為的，抽絲剝繭的辦案--
王信福案沒做無罪推定，僅憑供述性證據定罪，除此之外，警方還憑成見辦案。
王信福很衰，他只是那天唱歌唱得不爽，罵了聲「幹你娘」，就被認為是殺警的嫌犯。沒辦法啊，誰叫他罵得那麼大聲，全場的人都聽到了。當警方詢問當天槍擊之前有沒有什麼異狀，卡拉OK的服務生和酒客都提到聽到有人罵「幹你娘」。但罵幹你娘跟槍擊殺警的關係是什麼呢？從張娟芬爬梳卷宗梳理證人證詞的結果，發現那當中並無因果關係，但在警察認為兇手陳榮傑一定有「共犯」的前提下，在誘導式詢問與威脅下，證人的供詞從「王信福唱歌不爽罵幹你娘」，被扭曲成「王信福在罵警察」，再變成「王信福命令陳榮傑開槍」。
張娟芬在書中提到，許多冤案是因為辦案人員的「隧道視野」──一旦有了成見之後，就只看得到前方發光的那一小點，其他什麼都看不見。但其實只要像張娟芬一樣，將不同證詞交叉比對，或同一人的證詞前後比對，就能篩出證詞的可信度。
--「外面的人都不是這樣想」……但我開始這樣想了--
其實看完電影後我還有個疑問──「如果真相如電影所演，那王信福案有沒有重啟調查的機會？」讀了書之後才知道，儘管王信福案在2006年開庭再審，當時證人證詞對王信福有利，但因距離案發年代久遠，法院無法評估其真實性而不採信。而除了證人證詞外，目前尚無新事證，王信福案若想翻案，張娟芬說：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，此題無解。」
此題無解，又為何要拍攝電影《審判王信福》？為何要爬梳所有卷宗，理清案情爭點？為何要寫一本厚達四百頁的《流氓王信福》？
前面提到警方辦案時若陷入隧道視野，就無法一一檢視辦案過程所出現的證據。那麼我們一般人呢？我們是否也可能陷入「隧道視野」？「那人已經死刑定讞，一定有罪。」「他說他被冤枉，但為什麼不是別人而是他？他自己一定也有問題。」「又是冤案？哪來那麼多冤案？」一般人可能沒有資源與能力抽絲剝繭調查案件，但如果已經有人將案情的來龍去脈與爭點都整理好，並提出一套分析證據結構的方法，我們是否願意先排除對死刑犯的偏見，去了解王信福案的審理過程，再下最後的判斷？
王信福說，「外面的人都不是這樣想。」不是這樣想是什麼意思？不認為王信福無罪、無辜？老實說剛開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想，因為知道得太少，但當我知道了這些，當張娟芬幫我把證據梳理好擺在我的面前，我開始這樣想了。
──刊載於《幼獅文藝》第822期，2022年6月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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