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很久很久,沒有進電影院看戲了。一方面是因為現在住鹿野,更大的原因是,我越來越少主動去人多的地方。去人多的地方多半是因為工作需要,或什麼什麼原因必須。而看電影更是,近年來我都是在家看電影,窩在小小的房間,看電影時可以隨自己的狀況情緒起伏,不需顧慮身旁的陌生人。
所以,今年去到金馬影展看《美國女孩》是機緣,但除了機緣還要有那麼一點「想要」。在收到《美國女孩》劇本書的編輯邀約看戲時,當時我想,我人又不在台北,實在很難特地北上看電影,而且就算想看,之後有機會在家看就好了。而後又過了一段時間,我因為工作需要北上,發現電影上映時間就在工作的前兩天,「要答應嗎?要答應嗎?」這個巧合讓我思考答應的可能性。雖然覺得時間似乎可以安排,但我好像有點怕去戲院看這部電影,因為它是導演阮鳳儀的親身故事,它在講家人之間複雜的情感;一方面我怕它講得太深刻令我在戲院情緒失控,另方面又怕萬一我沒有被擊中而無法寫序,那不是很失禮?
觀影後的結果是前者。傷腦筋,那眼淚真的是再多一點鼻涕就會出來,就必須換口罩的地步。電影結束後在跑片尾字幕時,我根本沒辦法看。我把眼鏡拿下來,哭那種沒有聲音,卻一直流出來的眼淚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眼淚,我也在想。我的問題就是會忍不住一直想,一直想要用腦袋想,但為什麼我不能好好的哭就好了呢?我突然想到我哭成那樣很有可能是,我弟過世時我沒有在第一時間大哭。我一直沒有大哭,所以現在眼淚分散從別的時候跑出來。
電影快結束時,有一幕是女兒躺在媽媽的腿上,媽媽幫女兒掏耳朵。媽媽對女兒說:「媽媽好愛妳,妳知道嗎?好愛好愛。」
我想到我弟將離開世界而我們卻不知道的那天早上,我媽說她抱著弟弟。我想著弟弟已經多久沒有讓人碰到他了,我想著媽媽已經多久沒能抱自己的小孩了。那樣相似的姿勢,孩子的頭枕在媽媽的腿上。媽說弟弟一直不願意去醫院,但最後靜靜的躺在她的腿上,讓她抱著。
我想起我跟爸爸在家裡的房間,等醫院的電話。因為新冠肺炎的緣故,就算進加護病房後家屬也不能在醫院陪病。那天凌晨四點多,我接到爸爸打來的電話說弟弟入院,原本以為只是要進院治療,而第二通電話變成進了加護病房,「可能一週,也可能這幾天,」爸在電話中這樣跟我說。我買了車票趕緊從台東回高雄,卻只能在家裡等候。晚上八點,醫院來了電話發病危通知,要我們隨時有心理準備,可能就是今晚。電話掛掉後,爸爸靜靜地說完醫院交代的話後回到房間,過了一會我聽到像是笑聲的聲音,後來才發現那是爸爸在哭。
我好像沒有聽過爸爸哭。印象中爸爸沒有在我面前哭過。爸爸可能太久沒有哭了,他哭的聲音像是在笑。
所以當我看到演爸爸的莊凱勛,在獲知小女兒只是一般肺炎而不是感染SARS後,那因為壓力放下之後在樓梯間的大哭,我的眼淚就直直地掉下來。我忍不住想到我爸。現在回想竟然那樣巧合,戲中的小女兒因為SARS疫情必須被隔離,而我的家人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無法陪在弟弟身邊—那種處在害怕與擔心,卻又必須與家人分開的處境,這種相似讓我幾乎無法停止自己的眼淚。
我好像寫太多自己的事了。這是《美國女孩》劇本書的推薦序,我卻寫了那麼多自己的事。但之所以推薦就是因為共感,共感就是彼此經驗與感受的連結。《美國女孩》的故事很簡單,它想說的是家庭裡的「每一個人」之間那複雜微妙的感情。不只是女孩芳儀,還有媽媽,還有爸爸,還有自己的手足。我看到媽媽林嘉欣做化療時,那個必須忍受身體不適和心理不安的表情,就想起自己的媽媽在忍受暈眩時的表情。我想起弟弟與媽媽之間的爭執,弟弟生氣媽媽為什麼不能對自己再好一點?我看著媽媽林嘉欣打果汁,就想起我媽媽切水果;媽媽會把家裡的水果都切好放進小盒子裡,讓我回老家時早上起床吃早餐時就有得吃。我看著媽媽林嘉欣因為身體不舒服而鬧脾氣,「你們都不要做,我來……」就想起我媽也會鬧脾氣,而作為女兒的我和作為她伴侶的我爸卻無法體諒的說:「有什麼事不能好好講嗎?」
好多好多的細節,好多好多的連結點,包括,「我希望你好,你為什麼不能聽我的呢?」在戲的後段,我看到了馬的隱喻。但這就不說破,留待讀者與觀眾自己去看。
電影結束後,我與編輯見了面。我說我能寫序,跟她要了劇本書檔案。劇本書與電影不同在,讀者必須去揣摩對白,也能藉此感受演員從文字劇本到演出所做的努力。書中還有編劇阮鳳儀與李冰分享劇本如何成形的過程,也讓我藉此思考紀實故事改編為電影,那中間的距離與變化。而無論那中間的距離與變化如何,《美國女孩》之所以能打動我,是因為那裡面真實的情感,以及演員感受到那真實情感後,替角色所注入的靈魂。
──《美國女孩: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》推薦序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