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「我」為出發的集體價值

早上續讀《如刀的書寫》，有種更確定自己方向的感覺。回想五月至今對自己書寫的質疑，質疑自己是否無法寫「另一種東西」；我質疑自己靠直覺書寫，是否會經不起考驗？現在回想，那有點是為了挑戰而挑戰，為了證明而證明，為了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寫「虛構」，我想試著將一個想寫的東西寫成「小說」，卻有種不服貼的感覺。

讀安妮‧艾諾，知道她也曾為了寫小說而寫小說，但後來她找到自己的敘事方式，她打破虛構小說與自傳體小說的界線，寫出不是虛構也非自傳的「集體價值」──

「那是以『我』為出發點的自傳故事所帶出的集體價值，比起『普遍價值』，我更偏好集體價值一詞，畢竟沒有什麼經歷是普遍的。『我』的集體價值，亦即文本世界的集體價值，在於它超出了個人經歷的獨特性。」（p.62）

從前我不太明白為何滌可以引起某些人的共鳴，我覺得我就是寫自己，現在好像有點明白了。當我讀到安妮‧艾諾的《位置》、《一個女人》、《沉淪》，在我還不知道她對書寫的思考時，我先被她的書寫吸引。剛開始我以為那些是她以「我」為基底然後稍加改造的虛構小說，後來才知道不是，她就是在寫自己。但她不去說這是小說，或不是小說。當我讀到她的思考時，我更加確認了自己書寫的位置。

我在還不清楚為何要這麼寫的時候，直覺這麼去寫，後來卻對自己有所質疑，認為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這樣寫嗎？如果我只能這樣寫，那我是不是不算會寫？那陣子讀鄧九雲的《女二》，讀《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》，深受改造現實與虛構吸引。我看到好多人寫小說，我也想試著寫看看，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駕馭虛構；還有就是──我想寫的那個東西，把「我」擺出來的風險太高了，躲在小說後面感覺比較安全。

但最近發生的事，我去看自己，我重新思考書寫對我的意義。我發現「寫」與「我」的連結極深，那個連結是我為何要寫的基底。當那個不得不寫的東西出現，寫作這件事會自然的發展下去，長出她自己的樣子。

我現在有點明白，那個以我父母與彩色沖印為主題的新書稿，為何總是卡卡不順，雖然一方面是因為題材不夠熟悉，但更大的原因可能是──我認為它「該寫」，但對我來說還不算是「不得不寫」。但寫作者可以只寫「不得不寫」的東西嗎？但為什麼不行呢？

我沒有要放棄那份書稿，而是想重新回到原點來看。沒有什麼是「該寫」，只有「想寫」的東西。當我回到這個原點，再去看那份書稿以及採訪過程中所留下的，哪些東西最後會被寫出來，會很自然的出現。當我回到原點，取捨就不會是困難的事，不會有「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力氣所做的採訪該怎麼辦？」我也不再急著馬上要拾起書稿。

當然也不會一直放著，我會看現狀來安排。雖然我現在有更想寫的，已經開始寫的東西。而對這兩者我都不急，我能做的就是規劃寫作時間，回到像是每日長跑的狀態，每天跑一些，每天寫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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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跟鄧九雲討論「取消」。「取消」，是她在空總讀劇的計畫。她說：「我的書寫要取消什麼？才能對等妳取消虛構。」

看到這問題我第一個感覺是：她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？第二個感覺是：我是取消虛構嗎？看起來好像是，但更接近的是「取消界線」。取消像是拿掉，拿掉什麼，不要被什麼綁住。我想拿掉文體的界線。我不想被界線綁住，不想被框住。不論是書寫或是人生。

然後我問九雲，在寫作這件事上，你「真的有」想要「取消」的什麼嗎？還是為了思考要取消什麼，而去思考要取消什麼？當我聽了她的回答後，我發現當我思考取消時，是以「我」為出發，「我」要取消什麼？這個我是真實本體的我。而九雲思考「取消」時，感覺是一種模擬，像是思考實驗，「在書寫這件事上，『我』可以取消什麼？」這個「我」不見得是她自己，而是虛擬的「我」的角色。

光是從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來看，就可看出我們在寫作上做了不同的選擇。「在寫作這件事上，你最怕的是什麼？」我問。「我怕我只能把經歷過的寫得好。我怕我的經驗大於我的能力。」九雲說。

九雲怕自己只能寫經歷過的，她不想被這個綁住。而我是只能寫自己經歷過的，從前我怕自己被這個綁住，但現在我不怕了。

「你有看過里米尼紀錄劇團嗎？」
「沒有。已經好久好久沒看戲了。」

九雲拍了《日常專家：你不知道的里米尼紀錄劇團》的書頁內容給我。我讀到其中兩段：

「虛構（fiction）和虛構性（fictiousness）源於拉丁語fingere，原意是指組成、形成、塑造，也就是有意賦予事物形式的行為；拉丁語動詞延伸的含意則是編造和假裝，所以我們應該把『虛構』理解成大致上來說是個發明，尤其是在由語言創造的世界中的發明。在這樣的虛構世界裡，真和假的範疇變得毫無意義。」

「伊瑟爾認為，虛構行為的本質是選擇和組合，即使被選擇和組合的元素不是虛構的，選擇和組合的行為本身就是虛構化的過程。」

這兩段話再次打破我對虛構的認識。誰說虛構就是不存在，就是編造？所以我再也不用怕自己不會虛構？因為即使是書寫自己的經驗，也可以說是虛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