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八歲的我，在寫什麼呢？
十八歲的我，還在寫很難看卻可能得高分的作文，現在的我來讀會想掐死自己的那種。那時的寫作與我，具體來說沒有關係。雖然我知道考試時寫的作文，與平常自己喜歡讀的書，是不一樣的東西。但當時的我卻不知道該如何透過寫作表達自己，透過寫作連結自己。不是我沒有那些細微、想說的話與感受，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做。
因此當我讀到宋文郁的《禮物》時，我真心覺得「厲害」。那個厲害不是文章很厲害，而是她可以在十七、八歲那樣的年紀，在可能被升學或「好作文」綁架的環境，去意識到寫作是表達自己；雖然部分文章仍能感覺到她想透過架構刻意說些什麼，但她還是看見了那個有著細微感受的自己，她寫下那些。
▌不想變成一個無法感受他人痛苦的人
《禮物》是宋文郁的散文集，寫作時間從十八到二十一歲。現在她才二十一，卻已經寫出能成書的質與量。我說質與量，我說成書，不是以一個年紀比她大的寫作者立場來讚美她，而是我想像那三年，過去就過去了，如果她當下沒有寫下自己的當下，而是日後才寫，在二十五或是更成熟之後的三十，再回頭寫那段正要進入大學，跨越所謂成年那條線時的所思所想──那麼，那些日後再寫的，肯定與當下自己寫的有所不同。這與好壞無關，而與留下了什麼有關。
其中一篇，與《禮物》一書同名的文章〈禮物〉，宋文郁寫了罹患精神疾病的舅舅。還沒讀之前，老實說我看到「禮物」一詞，並知道文中會寫到精神疾病，我有點緊張，我害怕那種將「苦難」與「禮物」連結，將苦難稱之為禮物的說法。因為精神疾病是痛苦的，不是自己想要。
後來我發現宋文郁說的「禮物」，是舅舅與自己之間的連結，那台紅色小玩具車，是舅舅竭盡所能想對外甥女好所付出的愛，可是那時「我從棉被探出頭，看見那台小車之後感到一陣憤怒，伸手把玩具車打在地上。」「那一刻，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碎裂了。」
「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碎裂了。」小孩會有這種感覺嗎？我相信有，不然不會記到現在。我小時候也有過非常細微的，從表面上來看沒什麼大不了，卻一直記到長大的事件。事件發生的當下不一定明白，但有所感受，這感受存在心裡，跟著自己長大，而後透過書寫，梳理了那離自己很近，當時卻不懂的東西。
宋文郁接受社會系面試時，在備審資料中提到「我想成為一個能感受他人痛苦的人。」讀到這句話時，我停頓了一下。我在想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某個程度上，我是個能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。也因如此，我能明白那個辛苦。那個辛苦是無法看不到與感覺不到。那個辛苦是，看到與感覺到後，有時覺得自己無能為力，想躲起來。麻木是自己最害怕，最不想要的，卻在一次次與現實撞擊後，感受到自己的侷限，進而耗能。為了不讓自己被挖空，想選擇性地看見，卻又與本心相違，如此反覆矛盾。
所以與其說「想成為一個能感受他人痛苦的人」，不如說「不想變成一個無法感受他人痛苦的人」。原本就有所感受，需要的反而是在感受他人痛苦後，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？是否行動？如何行動？如果自己也感到痛苦，該拿自己的痛苦怎麼辦？如何在他人與自己之間平衡？有所謂平衡這件事嗎？
這事對我來說一直不容易。因此當我讀到宋文郁說的那句話，我忍不住替她擔心，擔心「這樣的人要如何與自己相處？」而這也是我問我自己的問題。
▌無數次的選擇，決定了我是怎樣的人
但最近我有了新的想法。
曾出版《靜寂工人：碼頭的日與夜》的作者魏明毅，近期出版了新書，書名為《受苦的倒影：一個苦難工作者的備忘錄》。她在一場分享會中提到，不要將自己視為「助人工作者」，因為助人就是手心向上，你要接，就一定有承受不了的時候。「助人工作者是一個人，而公共的參與者是營造一個議題，或是營造一個大環境的改變。」不是將自己視為助人，助人是上對下，助人是給。給一定有所耗能，會有給完的時候。而公共參與者是一個過道，不是終極的回收站。這裡的公共參與者，包括社工、環境運動者、老師，以及每一個看見苦難並想有所回應的人。
不敢涉入太多是因為怕自己耗盡，只要不把自己看得太偉大，就不用怕看見痛苦。不過，話說得那麼漂亮，仍舊會害怕。但這就是一個不想變成麻木之人的人，不斷來來回回的過程。
宋文郁不只是看見人的痛苦，還包括其他生物或細小事物。「大家都記得貓怎麼死，狗怎麼死，但很少人會記得魚是怎麼死的。」對耶，魚缸裡的魚都是怎麼死的？死了之後都是怎麼處理的呢？導遊撈河豚上來給每一個遊客輪流戳戳看，當河豚回到宋文郁的手中，她發現「牠的一隻眼睛破掉了，原本晶亮的眼睛裡面滲出紅色的血和半透明的液體。」
「我不敢再看牠的眼睛，於是站在船邊，將河豚拋回河裡。心想有其他人會記得二○二○年二月五日，有一隻河豚失去了牠的右眼嗎？」
看見死在路邊的老鼠，「我在路邊剎車，猶豫了很久。我想正常人的作法是頭也不回地直接騎走，更正常一些的人或許根本不會在意這隻老鼠……但我決定掉頭回去看牠。」直視那不忍看的，能夠改變什麼嗎？宋文郁說「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選擇看見這些，」但她認為「無數次這樣的選擇決定了我是怎麼樣的人。」
▌「看見」的能力，不只有寫作者需要
寫作，要能看見。但看見的能力，不是只有寫作者需要，而是每個人都可以也該有的能力。但這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嗎？還是在人生每一次的選擇中逐漸積累？我想到台大經濟系學會候選人的歧視言論，那可能起於「沒有看見」。或看到了，卻視而不見。但他們是長到十八歲才突然變成一個看不見他人痛苦的人嗎？還是在一次次的選擇中變成這樣的人呢？
有人說看不見他人的人，起因於社會結構，若說是結構，那麼所有的人都脫逃不了關係。但結構是讓所有人都不需負起責任？還是每個人都該負起那麼一點責任？若談責任太沉重，那麼就看回自己，在事件當下所處的位置上，自己如何去看待與回應。看見，是積累；看不見，也是積累。而此刻的「看不見」不代表以後沒有機會「看見」，但必須先意識到自己看不見（或不想看見）。
我在《禮物》中讀到宋文郁細細地看，但偶爾她也有不想看的時候，把討厭的東西藏起來的時候，想逃避的時候，而她察覺到自己不想看。看見那個不想看見的自己，才能讓看見繼續下去。
──刊載於 OKAPI：https://okapi.books.com.tw/article/16856?loc=writer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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