聯文的專訪刊出一週了。六月上旬北上，行銷肯尼問我想好要穿什麼了嗎？我說，我沒有衣服。說完之後才覺得這句話有趣，沒有衣服指的當然不是沒有衣服，而是不知道要穿什麼去拍照。此時突然覺得拍照是一種儀式，彷彿回到底片年代的慎重。最後我選了在二手衣店買的一件非常喜歡的彩色裙子，平常沒有什麼機會穿，穿它也是為了向彩色沖印年代致敬。而白色上衣是朋友竹筍做的，我很愛它的剪裁，而這是要向手工致敬。講致敬好像嚴肅了起來，但單純也是因為我覺得這樣穿好看。
那天攝影師小路拍了好多照片，在捷運中山站的巷弄內，生平第一次擺拍。我看著小路拍的照片，好夢幻啊。休息時我們在還沒開門的店家前坐著閒聊，編輯昀臻側拍了幾張我跟小路，那幾張照片我好喜歡，「是在講什麼有什麼那麼好笑……」昀臻恰好抓住了這樣的神情。
採訪是林于玄，我很喜歡她書寫的點，裡面有一段講到「不知道該怎麼寫」，剛好對應了前天在三餘新書分享時，跟一個朋友聊，知道他正好也在做家族書寫，同樣因為資料太過於龐雜而卡住，知道寫得不好而不知該如何往前，也不確定自己該站在怎樣的書寫視角才是適當。因為不僅是寫家族，也是寫產業，「我」可不可以走進故事裡去？要走進去多少才是剛好？
剛剛重讀專訪，抓出這段關於寫作的難。修改有時比寫更難。雖然說，修改也是寫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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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您近期曾提到，寫作《小廖與阿美》時有「許多難，包括自己人生的關卡，於是我先放著，一放就是一年。」當時「難」的部分是什麼？跟寫《滌》時的經驗有什麼不同？
A：《滌》是我第一次寫長篇，但可能因為它是一個我內在的議題，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在固定的時間起床，好好地把要寫的東西寫下來，生活和寫作節奏非常規律，幾乎每天都是早上起來後就在筆電前面坐一到兩小時，把前一次跟我弟或我爸媽的談話或場景還原。《滌》就是這樣子，一天一天，每天寫一點，八個月就完成了，幾乎沒有什麼很大的修改。
在寫《小廖與阿美》的時候，儘管知道是要透過爸媽的故事來說沖印產業，卻不太知道要怎麼動手。甚至一開始也不知道，要把三叔公李鳴鵰還是小廖、阿美當成主角。另外也覺得已經搜集了好多產業相關的資料，都很有趣，當時還有點執著，放不掉，覺得花了好多時間去訪問，如果那些東西沒有被寫進去，會對別人不好交代。
那些很龐雜的資料放在一起，我自己覺得不太OK，可是又不知道怎麼改，那時候給編輯、朋友看，聽了他們的意見，才發現我受挫容忍度很低（笑），他們講的問題我其實都知道，可是不知道怎麼改。
東西很多，丟到水裡面會一片混雜看不清楚，但是沉澱下來後，自然就會有個分層，會知道更重要的是什麼。放了一年多就是為了沉澱，甚至假設自己不要寫這本書了，寫不寫都不重要的時候再問自己「到底什麼對我來說最重要？」，才發現爸媽還是最重要的——畢竟如果不是因為我爸媽，我跟彩色沖印史並沒有太大關係。
全文請見《聯合文學》七月號：
▸【當月作家】沖印年代，與我的家庭相簿──廖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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