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在體制裡

我現在都不玩大富翁了，主要是因為我不喜歡自己玩大富翁的樣子。以前我玩大富翁，我會想盡辦法要贏，甚至跟我的小孩玩的時候，我都會想要贏。而且真的贏了的話，我覺得好爽（本來贏了就該覺得好爽吧），即使我心裡有些罪惡感。為什麼我會有這些行為、這些感受？這並不是因為我個性很貪婪，視財如命，因為我不玩大富翁的時候，我不會這樣。

大富翁本身的設計重點，就是要贏。當我參與其中，貪心的一面，是最容易致勝的，是條阻力最小的路。這個遊戲就是要你獨攬財富，這就是這個遊戲的重點。我玩大富翁的時候，也會覺得應該遵守遊戲規則，要追求遊戲設定的價值觀。這個遊戲本身，似乎對我們玩遊戲的人具有某種權威，你看我們很少有人會想要去改變遊戲規則，從這點就可以看出遊戲本身的權威。我們把遊戲或體系，看做是外在於我們的一種系統，不是我們說改就可以改的。

但是，人參與社會體系，會發生什麼事，取決於兩件事：一是系統本身，以及它運作的方式；另一是人們身處其中的作為。如果缺乏人的參與，社會體系就是徒有想法的空殼子，如果沒有人要玩大富翁，大富翁不過就是一盒東西，盒子背後寫著遊戲規則。如果沒有人要玩「福特汽車公司」，福特汽車公司不過就是一些廠房、辦公室和器材，一堆寫在紙上、存在電腦裡的公司規定跟帳號。

──Allan G. Johnson，《見樹又見林》，p.21-22（節錄）


過去的日本海軍有著所謂的畢業席次順序，這是一種以海軍學校就讀期間的考試成績排序，決定進入海軍後階級高低的制度。聽起來雖然有點扯，明明日本當時正值國家存亡之秋，海軍仍僅憑習慣來決定指揮官。

如果打破常規，自行挑選指揮官，那麼當該指揮官失敗時，當初選擇他的上級就會遭到千夫所指，必須扛起責任才行。當然指揮官本身也會被開除。所以說，日本海軍之所以會以習慣來決定指揮官，是為了在失敗時能找到藉口。

──押井守，《押井守的角色學》，P.66-67（節錄）


極權政府以及所有官僚體系的本質，正是將每個人都化為行政機器，變成各司其職的工具，也就是將人類非人化。

──漢娜‧鄂蘭，《平凡的邪惡》，p.1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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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見樹又見林》講的是社會學。《押井守的角色學》是押井守從電影談工作。而《平凡的邪惡》則是漢娜‧鄂蘭透過審判一名納粹的紀實，來談邪惡的平庸。

三本書的重心不同，但都談到了「體制」對人的影響。

拉到現實生活中，我們對體制有許多不明白──不明白為何政府總是要辦「沒有實質意義的說明會」？為什麼教育體制始終以考試領導教學？為什麼薪資就是跟學歷掛在一起？「依法行政」但狗屁不通時依舊照著做是為什麼？

生氣也沒有用，把一切不滿都推給體制（體系）也沒有用。因為事實是這個體制（體系）就是由「我們」所組成的，當中包括了因為體制而受益的人，以及因為體制而受害的人。

節錄這幾段的用意，並不是說那我們就來脫離體制（體系）吧。體制（體系）有大有小，有緊有鬆，有明確有模糊，但事實是我們都脫離不了體系，能做的是去認識它，去思考與分析。或許我們還有機會決定自己身處其中的角色與行為。（用寫的很容易，但這個超難的。）